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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 古城百年物华新******

  图①:夜幕下的云溪桥。柴俊林摄

  图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泥咕咕。申小飞摄

  图③:古城岁月。王少斌绘

  图④:浚县民间艺人宋学海正在为泥咕咕上色。记者 王 者摄

  浚县古城今貌。扈文波摄

  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城池半入山。

  豫北平原,一望无际;滔滔河水,奔腾向前。千年水涨水落,似是此起彼伏的漕运号子。

  《太平寰宇记》载:“卫河、淇水合流亦曰黎水,亦曰浚水。”这里是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也是汉代的黎阳县、唐代的黎州总管府、宋代的浚州、明代的浚县……

  岁月轮转,走过650余年,浚县城池虽几经变换,但那饱经沧桑的厚重却似不曾被风蚀半分,是中原地区迄今保存最好的古城之一。

  过去的人们在这里生息,拿泥土夯建城墙、从泥土里种出粮食、用泥土捕捉艺术。“土”,一个平实的字眼,却绵延出一方天地,以及质朴又厚重的文化。

  登高眺远

  一面土城墙,讲述岁月变迁

  年逾花甲的张富民,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趁晨光熹微,他赶早起床,不消几分钟,便步行至古城开始晨练。

  “除去在外当兵4年,俺这辈子就没离开浚县!”张富民说着话,还咬了一口刚出炉的子馍,酥脆掉渣。张富民前些年从县志办退休,如今一有空就来老城逛逛。

  “1994年,浚县入选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河南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张富民颇为自豪。

  “走!我来带你转转。”张富民很热情,“你看,那就是古城的土城墙。”

  城墙墙体是土坯,外壁加以石块,在岁月侵蚀下,略显斑驳。城墙上有很多弹孔,那是战争年代的痕迹。过去城墙夯土内芯流失,经后人多次修补,土城墙历经风霜,仍静静矗立于此,守护并见证着时光变迁。

  穿过云溪桥,便步入古城西门。城门上镌有“西瞻行翠”四个大字,张富民微微一笑,并不解释:“登楼便知。”缓步登上西侧城墙,放眼望去,远处太行山群峰挺拔,轮廓清晰,如此景象和意境,可不就是“西瞻行翠”!再转头俯瞰城内,屋舍俨然,可见袅袅炊烟升起。

  循梯而下,张富民带着记者漫步老街,百年古城,古意盎然。“浚县古城坚持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土’的原貌保护了下来,古城修复了,我们就有了发展的底气。”张富民说。

  2012年,浚县启动古城保护修复项目,昔日的烟火气又回来了。独具风格的文化书店,为游客打造了一隅静谧的阅读空间;浚县坠子戏、杂技表演在古城轮番上演……人们来到这里,尽情感受古城里的人间烟火。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接待游客累计超680万人次,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浚县古城蹚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子。

  走着走着,一座豫北建筑风格的四合院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院内仰瓦覆顶,蓝砖砌墙。“这是翰林府,相传是端木子贡七十八代孙端木涣若的府邸。”张富民说。府院内的亭台楼榭别具风格,设一处私塾,威严庄重,过去教书先生于此讲学开课。“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还带我来这里参观呢。”张富民说。时间与记忆在此叠合,沿街两侧门市传出的各色叫卖声,似乎也穿过了半个世纪。

  街旁,老城居民拿出一条板凳,晒着太阳喝着茶。偶见有游客落座,便攀谈几句,聊聊家常,讲起浚县的古与今。

  襟山枕河

  一方水与土,孕育中原粮仓

  有言道:“黎阳收,顾九州。”

  浚县的“土”,更在于丰收之土地。

  县域地势平坦开阔,又有运河流经,良田众多,自古便以粮食闻名于中原。丰收的沃土,孕育了浚县天下粮仓的盛名;宽阔的运河,丰富了中原百姓的味蕾。

  古城老街上,文庙、县衙一字排开。县衙后面有4座圆形建筑,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圆粮仓。土圆粮仓的仓身为砖结构,圆柱形,仓顶攒尖灰瓦顶,下部东北面开仓门,上部设通风窗。仓内顶部为4层木梁架结构,梁架用木条和泥搭建,数百根木头交织搭建,交错纵横,井然有序。

  “土圆粮仓,其实是一个半自动化的出粮设备,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张富民对粮仓的结构了然于胸,“粮仓在修建之前,会先用大火烘烤地面,防止返潮。之后地面铺撒白灰,最后铺设地砖。粮仓的墙壁与墙壁之间,填置沙土,吸收潮气,隔绝外温。粮仓的最下方设有一个小漏斗作为出粮口,粮栓一拉,粮食就源源不断流出。”

  “说起浚县粮仓,那可有着久远的历史。隋代曾在这里建起黎阳仓,人们利用大运河漕运输送粮储。几百年间,黎阳仓规模庞大,一直是中原地区的重要粮仓。”张富民说,“2011年,专家团队对黎阳仓遗址考古发掘。依托考古发掘成果,我们还在黎阳仓旧址造了一个黎阳仓遗址公园。”

  2011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浚县文物旅游局合力对黎阳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超2800平方米,出土大量隋、唐、宋器物。“依托考古发掘成果,浚县打造了黎阳仓遗址公园,透明玻璃雨棚覆盖,景观布道环绕,考古发掘现场尽收眼底,千年粮仓再展旧容。”浚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负责文物工作的张银波介绍。

  如今的浚县粮仓,早已搬离旧址、走出古城。一座座现代化的粮仓在浚县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取代了过去的木质粮仓。粮仓内恒温恒湿、智能安防系统实时监测粮情、粮食出入库全部实现自动化……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粮食,以现代化的方式更好地滋养着老百姓的生息。

  而古城老街内的粮仓,也旧貌换新颜。前些年,张富民还参与了4座粮仓的修复工作。如今这4座小型粮仓已经打造成了微型博物馆,用以展现浚县的风土人情,里面播放着大运河微电影,“土气”的粮仓日渐时尚起来。

  云溪燕语卫水舟,橹桨声声入梦来。运河充沛的水流,滋养着浚县肥沃的土地。千里沃野上的颗颗麦粒,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流向四方百姓的餐桌。

  传古承今

  一件土泥塑,“唱”尽古朴民风

  浚县的泥土会唱歌。

  已是暮色四合,张富民带着记者行走古城,只为寻一曲泥咕咕的歌唱。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落日余晖划过云溪桥,浚县古城已是华灯初上。烟火腾起,古城夜市喧闹,非遗的魅力与古城的厚重在夜晚碰撞、交织。

  夜市上,王红瑞从泥堆里捧出土,放在手掌揉成团,再捏成小鸟形状,拿起木棒戳好进气孔、出气孔,最后用细棒精心雕刻,晾干之后,一只泥哨子的塑坯就制作完成。

  “这泥塑现在看着‘土’,穿上‘花袄’可就成了宝贝。”王红瑞说,涂上清漆的泥哨子,经过24小时烧制定型,便制作完成了。张富民把泥哨子放在口中吹响,声音悠扬动听。

  浚县的“土”,还体现在土泥塑——泥咕咕。从汉代开始,泥咕咕便在浚县盛行。浚县泥咕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浚县杨玘屯村村民王红瑞捏了30多年泥咕咕,他在自家大院搭建窑炉进行烧制,妻子闲暇时间也会帮他制作。“我爷爷就捏泥咕咕,爸爸也捏,天天‘灰头土脸’,全村几乎家家都会捏泥咕咕。”从小就跟泥土打交道,王红瑞身上透着一股质朴。

  “古城人气越来越旺,我们在集市上现场做泥咕咕,让人家看看浚县非遗的风采。”王红瑞拿起一个生肖题材的泥咕咕向记者展示。

  话音未落,民间社火的展演队伍已经走来。马国利踩着高跷,不时向路边的游客挥手致意。社火展演的队伍沿着道路前进,舞狮队伍生龙活虎,抬歌队伍高峭奇险,高跷队伍和着鼓声一步一探,观者如云,热闹非凡。

  民间社火是浚县传统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本是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民俗活动,在不断演变中,浚县百姓将音乐、舞蹈融入社火表演,日渐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目前,全县近半数的村都有社火晚会。

  “为了在夜游时向游客展示民间社火的风采,最近我们都在加紧排练。”作为民间社火的表演者,43岁的马国利已经表演了30多年,“排练时要一连在高跷上站6个小时,但因为有意思,也不觉得辛苦。”

  “初八、十五进古城,初九、十六山上去。”每年正月,社火演出都是浚县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路上行进的是社火演出队伍,路边摊位则摆满各式泥咕咕,其中,当年的生肖泥咕咕最为紧俏。

  春节临近,马国利叫上高跷队的队友排练起了新动作;王红瑞满头大汗,忙着赶制泥咕咕;而张富民与老伴正准备一起去黎阳仓遗址公园,晒晒冬日暖阳……

  记者 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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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王素: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高凯

  每逢年终岁尾,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未来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每年进入12月份,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王素: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二战后,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国外,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属于“汉字文化圈”。直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除了“汉字文化圈”因素外,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也是华人、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

“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记者会,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陈永诺 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

  王素: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汉字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要素,字形排第一。所谓象形字,就是图画。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悉昙: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书中指出:中印文化传统不同,中国重文字,印度重声音。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记“六书”排序: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前四书属于造字法,后二书属于用字法。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

“字由人──汉字创意集”展览在香港举办。陈永诺 摄 

  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词不分,只字可作单词,合成词可分单个字,一字多义,一词多义,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譬如,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诗,到底是清美新颖,还是清奇新艳?鲍照的诗,究竟是英俊飘逸,还是轻俊闲逸?什么诗算得上清新,什么诗算得上俊逸?实际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这种语境,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

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汉字——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展览。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王素:汉字在“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和地区,读音或有不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看图识字,因形辨义,就能进行交流。

  从古至今,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笔谈”的传统,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汉字“笔谈”文献。据研究,不仅有中日、中朝、中越、中琉的汉字“笔谈”文献,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汉字“笔谈”文献,甚至还有朝鲜、琉球、越南三方的汉字“笔谈”文献。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笔谈”后赋诗云:“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这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

  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信”字,从人从言。《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又说:“信,诚也。”人言必须讲诚信,内心必须信守承诺。《论语·颜渊》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信”字的内涵,“汉字文化圈”是有共识的。

  其实每一个汉字,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只要文化不绝,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古文“信”字。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王素:汉字的发展史,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前后经历了八百年。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首先必须规范汉字,使之能与世界接轨。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中国文字博物馆 供图

  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名为《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很值得一读。他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后来分道扬镳,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汉字向文字化发展。这带来“语、文分离”: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

  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繁荣文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中外互鉴,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了。(完)

  受访者简介:

  王素,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个人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书评、杂撰等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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