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干部作风建设，这里通报公职人员着装问题******
中新网北京2月2日电(记者 阚枫)新春开启，多地将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新春开工的首要之事进行部署，有地区还通报了公职人员开会着装问题。
开工首日的会议，多人被通报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纪委监委发布一则关于违反会风会纪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1月28日，新春首个工作日，城关区委召开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进会暨“作风建设年”动员会，这次会上，城关区纪委与城关区委效能办对会场会风会纪进行了全程监督。
按照纪委监委发布的通报，这次会上多人因为迟到被点名通报，多人迟到长达50多分钟。通报中还点出“会议着装方面，普遍存在着装不统一、里穿正装不脱外套的现象”，通报称，如再次出现相关问题，将点名道姓通报，从严处理。
通报称，着装问题看似是小事，实质是干部精神风貌的展示，是纪律意识不强、规矩意识淡薄的一种表现，是自我要求不严、工作作风不实的一种体现。
多地曾通报公职人员着装问题
干部因着装问题被通报，上述案例并非首次。
2017年1月，河北深州市纪委对违反会纪的32名干部进行点名通报，其中包括14名“一把手”被约谈，起因是在深州市委五届七次全会上，督查中发现22名公职人员未按规定着装，10名公职人员着装不规范。
当时，深州市纪委负责人表示，“只有管住小节，才能守住底线，如果连穿着正装这样的‘小节’都不能做到，连会议的纪律都不能遵守，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
不仅开会着装的问题被通报，机关工作人员的日常着装问题也曾被通报。
2017年5月，辽宁盘山县政府办公室曾发布一则有关单位机关工作人员着装检查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部分单位工作人员仍然存在穿运动服、无领衫、露肩衫、运动裤、牛仔裤、运动鞋、凉鞋、拖鞋等情况，着装与仪表不符合端庄、稳重、大方、干练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礼仪的要求。
公职人员着装有啥要求？
近年来，多地曾专门就机关工作人员着装问题进行过规范，一些地区还专门出台具体标准。
2022年1月，江西抚州市直机关工委发布《关于规范市直机关干部着装和严格上下班工作纪律的通知》，通知除了明确机关干部出席正式、隆重、严肃场合应着正装，还提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场所，不得着奇装异服、居家服等服饰。着装不得过于炫耀，要保持服饰整洁。
通知称，女同志不得穿低胸装、露背装、露肩装、露脐装，不得穿超短裙、透视装、吊带装、紧身装、艳色装；男同志不得穿背心、短裤。此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场所，不得佩戴离奇饰品，不得穿拖鞋，不得穿超高、带声响的高跟鞋，不得纹身。
2017年7月，媒体报道陕西咸阳市彬县对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期间的仪容仪表进行详细规范，诸如，男同志不留长发，不蓄胡须，不佩戴饰品；女同志发型、发色适宜，化妆要淡、雅、素，不涂彩色指甲，不使用浓烈香水。不穿过于单薄、透视、紧身的服装。报道称，县纪委将不定期进行暗访督查，发现问题立即全县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016年，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省直机关工作纪律要求》，针对省直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十条工作纪律，其中包括“不准穿背心、短裤、拖鞋和奇装异服上班”等。
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近年来，部分地区有关干部着装的标准或通报发出之后，舆论中，不少网友认为对机关干部工作期间仪容仪表规范，确有必要，但是也有声音担心将着装问题“上纲上线”，过度问责。
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的着装问题应分类讨论，对于公检法、市场监管等有统一着装要求的行政执法部门来说，执法人员在工作期间应按相关要求着制式服装，对于其他公职人员来说，工作期间特别是在严肃场合应注意着装得体。
同时，竹立家称，对公职人员的着装事项，可以引导规范，但也应注意人性化管理，杜绝纪律扩大化，防止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完)
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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