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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为分到“糖”吃,民进党派系内斗“刀刀见骨”******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吴薇 王琪】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行政院”改组,在1月31日画上了句号,但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2024“卡位战”,或许才刚开始走向白热化。纵观新“内阁”的人事安排,最明显的就是“派系共治”和“派系平衡”,但即便几大派系能够“雨露均沾”,“政治分赃”依然是民进党内斗不变的主题。而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越来越失望。

  四大派系“都有糖吃”

  先来看一下这次台“行政院”改组,各派系分到的位子:英系的陈建仁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是新潮流系、但与英系交好的郑文灿,属于“正国会”派系的前基隆市长林右昌出任“内政部长”。部会副首长层级,也基本上延续了该路线,像“涌言会”的阮昭雄出任“侨委会副委员长”,新潮流系的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任陆委会副主委。用台媒的话说,“各派系都有糖吃”。

  上文提到的就是目前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1986年该党创立之际,由在野政治人物与地方人士结合而成,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理念,随后逐渐演变成派系。其中新潮流系的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以说,“先有新潮流,后有民进党”。英系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成立,以“小英之友会”为主体,代表人物包括陈建仁、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正国会”成立于十几年前,以“立法院长”游锡堃为代表,主要政客包括刚出任“内政部长”的林右昌等。“涌言会”于2016年由亲绿的三立电视董事长林昆海主导组成,俗称“海派”,以“立委”王定宇为代表。民进党还有一些小的派系,比如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为首的苏系,代表人物是他的女儿、“立委”苏巧慧等。

  各派系内部还有小的派系。前“立委”邱毅2月1日告诉《环球时报》,新潮流系内分为“南流”和“北流”,前者就是以赖清德为代表,“北流”是以郑文灿为代表,与蔡英文关系更为密切,而蔡英文也通过拉拢郑文灿制衡赖清德,分化南北流。此外,还有一些已消失的派系,像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许信良等人为代表,1996年后逐渐没落。

  2006年7月,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要求立即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收受会费、对外募款等,党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声明退出派系。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成立的“福利国连线”就是在此时解散的。这份提案被视为冲着新潮流系而来,但该派系随即转到台面下,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继续培养接班梯队。

  新潮流系不像英系等围绕特定核心人物,也不像其他派系只需缴纳一次会费,而是每个月依据职务缴纳固定费用,从助理幕僚的几百元新台币到“立委”、市长一个月上万元,这些钱成为其维系人员培养、选战布局的经费,也是其成为民进党实力最强派系的“秘诀”。“甚至比对敌人更狠”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实行“派系共治”,各路人马不时结盟,分食“政治蛋糕”。像英系在2016年选举前势力较弱,因此选择与当时党内第二大派系“正国会”结盟。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对权力分配至关重要,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年还废除派系,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派系存在发展的现实。他直言,“谈论派系,其实也是在谈论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斗争”。以2020年“立法院”为例,在民进党61席“立委”中,只有6人没有派系背景,新潮流系人马最多,有18人;其次是英系的14人;第三大派系“正国会”有9人。

  “有必要这么急吗?”“4年前被你做掉,这次就是要把你做掉,不然要怎样!”2018年12月13日下午,大门深锁的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办公室尽管不让媒体靠近,但办公室内的呛声、激烈的争吵声,仍然从门内传了出来。当天,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甲级动员,讨论正副议长选举人选推举事宜,结果大家吵成一团,气氛火爆。最后,以时任副议长郭信良为首的非主流派7名议员愤怒地拂袖而去,走出会场时还不断痛骂“蛮干,太鸭霸了”。事后,郭信良与国民党、无党议员联盟结盟,经过两轮投票惊险当选议长。

  为了分到“糖”吃,民进党各种党内选举往往杀到“刀刀见骨”,比这刺激的情况有很多,岛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就是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英系人马为了让蔡英文出线,操控网军大举攻击新潮流系的赖清德,逼得赖清德在记者会上不断“求饶”。

  还有一些内斗是在台面下进行的。2021年3月,“涌言会”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被爆多次出入同党美女发言人颜若芳的住处,疑有婚外情,两人都声称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一时间,王定宇成了众矢之的。事后有媒体爆出,背后恐涉及民进党内派系斗争。前“立委”李俊毅称,有可能是新潮流系要保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而出手修理王定宇,这件事之后,王定宇要选台南市长大概就没机会了。一名匿名媒体人也在脸书粉专质疑王定宇的料是谁爆的。他说,一般这种婚外情被爆料绝大多数出自原配,但感觉王太太并不知情。联想到绯闻男女主角都是民进党的人,“除非自己人,否则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即使是媒体记者,若不是非常信任的自己人,也不会知道”,所以“爆料者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民进党自己人”。

  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苏贞昌和谢长廷当初争夺党内候选人的情景。他说,两人斗争非常激烈,相互辱骂,除了政治攻击外,用的一些污蔑性语言“前所未见”,甚至比对敌人更狠。再比如,赖清德曾被蔡英文网军“修理”,他这次出头后第一时间就清除了蔡的智囊洪耀福,“这才是赖清德复仇的开始”。不过邱毅提到,蔡英文掌握行政机器,控制情报单位,英系可以收集证据放给媒体曝光,并用财税调查吓阻企业金主金援赖清德。

  本质就是“分赃”

  “派系共治”被民进党视为赖以稳定的“基石”,陈水扁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担任党主席时就有解散派系的声音出现,也通过了提案,但“派系解散不了”。

  不过,一些派系被认为“前景不妙”。一是苏系,以前苏贞昌还能靠“行政院长”的权位维持苏系,现在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处境。二是英系,该派别高度依赖蔡英文个人,也最大程度地分享蔡英文带来的“政治红利”。一旦蔡英文2024年卸任,本就组织松散的英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原来的不少成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前途将纷纷改投新主,重新寻找政治靠山。所以蔡英文才会拉拢陈建仁入党,壮大英系力量,避免提前跛脚。

  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感到失望。王建民说,如果矛盾不能调解缓和,中间的浅绿选民肯定感到失望,抛弃民进党。联合新闻网1月30日称,“派系共治”向来是比较斯文的说法,其本质与“分赃”差别不大,蔡当局美其名曰要组成“战斗内阁”来迎战2024年选举,但从“阁员”名单看,“充其量不过是透过资源分配来安抚党内各山头,潜台词是谁也别想造反”。《中国时报》称,从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选情处于危急状态,派系抢资源肯定抢破头,稍有闪失就会打破派系平衡,蔡英文寻求表面平衡的布局,恐引发更糟的失衡,进而冲击2024年选情。

  不过,民进党向来把冲突表面化。岛内政治学者赖岳谦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民进党的玩法,他们基本上不会赢者全拿,“是拿大块的,他们走分赃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但大家都会留一条后路。蔡英文也曾在胜选后声称,“民进党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了就是团结”。对于2024年选举,国民党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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